民国时期，军阀混战，各地税收因为在近代转型中敞开大口横征暴敛，不啻苛政猛于虎，导致税种纷沓。这些“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”。
如开店要纳“营业税”，而亏本关店要交“歇业费”；摆地摊要纳“地皮捐”或“弹压捐”；食井水、安锅灶要纳税，合称“井灶捐”；家里若供有一个祖先堂，要纳“祠堂捐”或“大厅捐”；结婚要纳“新婚捐”；军民之间要纳“感情捐”；倒尿桶还要缴纳“粪捐”或“屎桶捐”，甚至死人也不放过，要交“棺材捐”。
据民国8年4月4日《民国日报》第7版载《征收“人捐”的骇闻》：吉林省“舒兰、德惠等县某局等派出之巡役，每于晚间分往附近各旅店，调查住客若干，每名征收铜元二枚，名曰‘人捐’。”据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在报告中说，从1934年7月1日到1935年8月底止，全国各省已裁废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，计5000万元。而这只是第一批、第二批的裁撤。有人推论，当时全国苛捐杂税的名称多在万余种以上。
刘师亮系四川内江人，以川人所独有的幽默诙谐，袭用川人俚语对时局和达官显贵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，名噪蜀中。黄炎培如是记载：“某岁除，一士人语某军长，元旦拟赠一楹联，且口述联语为‘民国万岁，天下太平’八字，答称善。及受而揭之，则易为‘民国万税，天下太贫’矣。”此处的“一士人”即刘师亮。1937年的全国性旱灾，同样是四川内江人的范长江沿着自己故乡的母亲河沱江一线考察，尽管当时灾区之广、灾情之惨、灾时之久为历史上所罕见，但地方官员一方面虽纵谈救灾，而一方面将“救灾不忘收税”奉为政治格言，雷厉风行地催捐验契，牵牛抵税，拘人勒捐，随地可见。
当时，国民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预征制度，预征的年限少则一年，有的竟长达三四十年。四川一些地方田粮税已预征到1996年乃至2016年，也就是四川农民已经被预征到我们如今了，而当时才是1935、1936年，可谓千古奇闻。
袁水拍从1944年起，用“马凡陀”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政治讽刺诗，先后收入1946年的《马凡陀山歌》和1948年的《马凡陀山歌续集》，其中，作者的《万税》对当时超负荷的捐税之多、征收之重、扰民之剧的刻画入木三分：“这也税，那也税，东也税，西也税，样样东西都有税，民国万税，万万税!最近新税则，又添赠予税。既有赠予税，当然还有受赠税。贿赂舞弊已公开，不妨再来贿赂税，和舞弊税。强盗和小偷，恐怕也要缴盗窃税。实在没办法，还好加几种：抽了所得税，再抽所失税。印花税，太简单，印叶印枝也要税。交易税不够再抽不交易税，营业税不够再抽不营业税。此外，抽不到达官贵人的遗产税和财产税，索性再抽我们小百姓的破产税和无产税!”郑良作曲的《中华民国万税歌》也堂而皇之被刊登在《大众呼声》1948年第3期。准确说，所谓民国“万税”应该是“万费”。因为政府的正式税收从法律上数量屈指可数，但各种苛捐杂费指不胜屈，使民国被朝野上下称为“万税之国”亦不为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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