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培勇批跨界发言被炮轰：谈税收非专业人士该闭嘴吗？
在几天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“财经战略年会2016”上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就出在，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出来的，企业税降一点，个人税增一点，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？
高培勇还说，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，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，甚至把减税降费当做一个基本目标。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，从来都是和政府的支出绑在一起的，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？目标是好，但是归宿在那。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，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，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。发言中，高培勇以专家自居并声称，“我本人是研究财税的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这几十年当中我特别注意不搞跨界的发声。” 是否跨界发言，首先是学者的个人选择。如果一个学者在自己的专业之外，对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下过很大功夫，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，跨界发言也未尝不可。但是，如果动辄以专家身份发言，实际上一味为权力张目而混淆是非，不顾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，无疑更需要警惕。 首先，我同意高培勇的观点，税收的一分一毫，都关系到每一个民众作为纳税人的根本利益。惟其如此，税收不仅是专家关注的问题，更是普通民众都应该关注的问题。民众缴纳税收，供养政府，就是为了享受到方便的公共服务。作为纳税人的民众，才是国家的主人，政府依靠民众的供养才得以维持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因为官家横征暴敛导致官逼民反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在世界的历史上，美国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，喊出的口号之一就是“无代表不纳税”这一基本原则。 正因如此，税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。民众作为纳税人，拥有审核政府财政预算，监督公共支出的基本权利。愿意享受怎样的公共服务并缴纳多少税收，必须经过科学、合理的机制，由纳税人和政府多方协商并讨价还价才能确定，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。既然财税问题与每一个纳税人息息相关，那么，在有关税收立法和公共政策的问题上，每一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。如果仅仅只顾及某一方的利益，这样的财税法规和财税政策显然毫无合理性可言。 在当下中国，高培勇担心非专业发言可能误导税收公共政策，可谓杞人忧天：在民主国家，国会议员要耗费60%的时间用来审核政府的各种预算。在中国，由于制度的不完善，当下最为缺乏的就是对于政府财政预算的详细审核，同样缺乏的还有对于财政支出的监督，和违反财政支出的责任追究。无论从哪一方面说，政府的财税立法和公共政策都必须听取社会与民众的意见，并及时回应与调整。即便是政府智囊，也没有权力在财税问题上罢黜百家，唯我独尊。高培勇等人作为官方智囊，代表官方意见，那也只能作为博弈的一极，而不能也不应该是金口玉言。李炜光等学者为企业和纳税人发声，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极。至于高培勇强调的专业性，学术界内部可以自行研究和探讨。 其次，高培勇对税收的解释有一个基本的前提，就是“政府支出不变”。在这里，高培勇将政府支出看做了一个恒定不变的定量。如果以支出项目而论，包括军事、教育、国际与外交事务支出，能源与环境公务人员薪水等等，确实每年都必须支出。以财政支出的数额和比例而论，政府支出既可以增加，也可以减少。但是，增加要有明确而精细的预算，经过纳税人的审查和同意，其支出过程要受到严格监督，具体的支出明细，必须无条件、最详尽地公开，让纳税人方便地查阅。如果纳税人对于这些支出有疑问，政府必须耐心而仔细地回答。如果有税收支出被滥用，纳税人有权利追究政府或当事人责任。对于不合理的税收和支出，纳税人有权利要求坚决的减掉。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模并不小。此前，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披露，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。这数量庞大的人员，全都依靠纳税人的供养。此外，现在的财政支出，政府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，信息公布不仅滞后，且不透明。而且，用于民生、社保、教育、养老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支出比例明显过小。这样的支出结构，不变行吗？ 第三，高培勇声称，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就出在，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出来的，企业税降一点，个人税增一点，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？他认为，“我们的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，相对来讲是偏低的，至少是不高于他们的。”这是混淆视听，难道现行的税负有问题，就必须用另一种民众不愿意的方案来实施？姑且不论高培勇和李炜光对对宏观税负的计算方法导致的差异，就实际情况来说，欧美国家有的税收很高，例如北欧国家。但是，这些国家征收了高税收后，对公民生老病死，从摇篮到坟墓所需要的开支全都负责。有的国家税收相对低，比如美国，国家只承担公民最基本的福利，但是这些最基本的福利，我们都没能做到。 学者秦晖曾多次论及，中国底层的普通人（也是纳税人）享受到的是“负福利”：这个福利不是按照帮助弱者的原则，而是按照特权物质化的原则运行的。也就是说有特权的人，收入高，福利也高，特权少的人，收入低，福利也低，完全没有特权的，比如你没有“单位”，你就根本没有收入，同时你也就绝不可能有福利。假如说在改革以前的中国，你没有“单位”，当然就不会有人管你什么住房、养老、医疗等。所以这种福利，如果你要做统计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是扩大不平等的，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。如果你把二次分配加上去，基尼系数会变大，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会变小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国纳税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居高不下。 第四，中国有18个税种，其中有15个税没有经过人大立法，这种现状，违背了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。人大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，把征税权外授，等于就是放权。这个权力授出去以后，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回来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实际上是不合情理的，高培勇不会不知道它所产生的弊端。 高培勇的发言，他所谓专业知识，实际上是在为政府谋税收，为不合理的财政税收和支出现状张目。他说提出的“企业税降一点，个人税增一点”的解决方案，也是用套路践踏常识。高培勇的官方身份可以理解，但是，用专业化和跨界发言来批判代表企业和纳税人的声音，既悖谬，也不足取。 重庆公司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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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培勇还说，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，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，甚至把减税降费当做一个基本目标。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，从来都是和政府的支出绑在一起的，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？目标是好，但是归宿在那。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，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，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。发言中，高培勇以专家自居并声称，“我本人是研究财税的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这几十年当中我特别注意不搞跨界的发声。” 是否跨界发言，首先是学者的个人选择。如果一个学者在自己的专业之外，对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下过很大功夫，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，跨界发言也未尝不可。但是，如果动辄以专家身份发言，实际上一味为权力张目而混淆是非，不顾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，无疑更需要警惕。 首先，我同意高培勇的观点，税收的一分一毫，都关系到每一个民众作为纳税人的根本利益。惟其如此，税收不仅是专家关注的问题，更是普通民众都应该关注的问题。民众缴纳税收，供养政府，就是为了享受到方便的公共服务。作为纳税人的民众，才是国家的主人，政府依靠民众的供养才得以维持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因为官家横征暴敛导致官逼民反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在世界的历史上，美国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，喊出的口号之一就是“无代表不纳税”这一基本原则。 正因如此，税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。民众作为纳税人，拥有审核政府财政预算，监督公共支出的基本权利。愿意享受怎样的公共服务并缴纳多少税收，必须经过科学、合理的机制，由纳税人和政府多方协商并讨价还价才能确定，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。既然财税问题与每一个纳税人息息相关，那么，在有关税收立法和公共政策的问题上，每一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。如果仅仅只顾及某一方的利益，这样的财税法规和财税政策显然毫无合理性可言。 在当下中国，高培勇担心非专业发言可能误导税收公共政策，可谓杞人忧天：在民主国家，国会议员要耗费60%的时间用来审核政府的各种预算。在中国，由于制度的不完善，当下最为缺乏的就是对于政府财政预算的详细审核，同样缺乏的还有对于财政支出的监督，和违反财政支出的责任追究。无论从哪一方面说，政府的财税立法和公共政策都必须听取社会与民众的意见，并及时回应与调整。即便是政府智囊，也没有权力在财税问题上罢黜百家，唯我独尊。高培勇等人作为官方智囊，代表官方意见，那也只能作为博弈的一极，而不能也不应该是金口玉言。李炜光等学者为企业和纳税人发声，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极。至于高培勇强调的专业性，学术界内部可以自行研究和探讨。 其次，高培勇对税收的解释有一个基本的前提，就是“政府支出不变”。在这里，高培勇将政府支出看做了一个恒定不变的定量。如果以支出项目而论，包括军事、教育、国际与外交事务支出，能源与环境公务人员薪水等等，确实每年都必须支出。以财政支出的数额和比例而论，政府支出既可以增加，也可以减少。但是，增加要有明确而精细的预算，经过纳税人的审查和同意，其支出过程要受到严格监督，具体的支出明细，必须无条件、最详尽地公开，让纳税人方便地查阅。如果纳税人对于这些支出有疑问，政府必须耐心而仔细地回答。如果有税收支出被滥用，纳税人有权利追究政府或当事人责任。对于不合理的税收和支出，纳税人有权利要求坚决的减掉。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模并不小。此前，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披露，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。这数量庞大的人员，全都依靠纳税人的供养。此外，现在的财政支出，政府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，信息公布不仅滞后，且不透明。而且，用于民生、社保、教育、养老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支出比例明显过小。这样的支出结构，不变行吗？ 第三，高培勇声称，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就出在，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出来的，企业税降一点，个人税增一点，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？他认为，“我们的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，相对来讲是偏低的，至少是不高于他们的。”这是混淆视听，难道现行的税负有问题，就必须用另一种民众不愿意的方案来实施？姑且不论高培勇和李炜光对对宏观税负的计算方法导致的差异，就实际情况来说，欧美国家有的税收很高，例如北欧国家。但是，这些国家征收了高税收后，对公民生老病死，从摇篮到坟墓所需要的开支全都负责。有的国家税收相对低，比如美国，国家只承担公民最基本的福利，但是这些最基本的福利，我们都没能做到。 学者秦晖曾多次论及，中国底层的普通人（也是纳税人）享受到的是“负福利”：这个福利不是按照帮助弱者的原则，而是按照特权物质化的原则运行的。也就是说有特权的人，收入高，福利也高，特权少的人，收入低，福利也低，完全没有特权的，比如你没有“单位”，你就根本没有收入，同时你也就绝不可能有福利。假如说在改革以前的中国，你没有“单位”，当然就不会有人管你什么住房、养老、医疗等。所以这种福利，如果你要做统计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是扩大不平等的，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。如果你把二次分配加上去，基尼系数会变大，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会变小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国纳税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居高不下。 第四，中国有18个税种，其中有15个税没有经过人大立法，这种现状，违背了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。人大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，把征税权外授，等于就是放权。这个权力授出去以后，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回来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实际上是不合情理的，高培勇不会不知道它所产生的弊端。 高培勇的发言，他所谓专业知识，实际上是在为政府谋税收，为不合理的财政税收和支出现状张目。他说提出的“企业税降一点，个人税增一点”的解决方案，也是用套路践踏常识。高培勇的官方身份可以理解，但是，用专业化和跨界发言来批判代表企业和纳税人的声音，既悖谬，也不足取。 重庆公司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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